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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老字号名人堂——冯根生 
 日期:2015/2/9  阅读次数: 1237  来源:杭州钱塘老字号商业研究院   
 

冯根生:我把终生献中药

冯根生
    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创始人。是全国首批执业药师,高级经济师,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,全国劳动模范,全国医药系统劳动模范。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和中共十三大代表,并获得中国经营大师、中国企业技术经济大师、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、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现任杭州胡庆余堂集团董事长,胡庆余堂掌门人。

冯根生语录
    ◎要以权谋公,不能以权谋私。以权谋公,胆子大点没关系;以权谋私,胆子越小越好。
    ◎企业的效益是干出来的,不是考出来的。学习不是读书背课本,实践也是学习的课堂。现阶段我国处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,一个敏感的企业家就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历史性的机遇。有时候,其实中央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怎样可以跟上形势的发展,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。
    ◎对企业家来说,有60%把握的事,就可以去做;有70%把握的事,得抢着去做;等到事情有了100%把握时,再去做就太晚了。
    ◎枪打出头鸟在社会上太多见了。我认为,只要保护好心脏(没有私心),索性只管自己拼命飞,飞得快,飞得高,飞出枪的射程之外,就没事了。关键是怕这些鸟飞飞停停,生怕偏离方向被枪击中,老是回头看,结果还没在树上停稳,就被那些“老枪”击中了。
    ◎中药是我们的国宝,现在我们却这样被人看不起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,只有自己靠自己。只要我们有决心,有志气,实干苦干,十年以后,我们杭州第二中药厂一定能成为全国第一流的中药厂。
    ◎中药要走向世界,绝不应该简单地和国际接轨,而应该辩证分析。从中医药博大精深的理论和辩证的哲学思想来看,那一定是世界跟中国接轨。而在中药的现代化检测、含量测定、工艺过程中的技术要求等方面来看,中国则应向先进国家学习。否定其一,都是不完善的。试问,中药的理论体系与哪个国家能够接轨?!日本、韩国的文化思想还大都源于中国呢!
    ◎胡庆余堂不救回来是会丢中国民族药业脸面的,号称“江南药王”,结果关门倒灶,外人会笑掉牙齿。我对中药业,对胡庆余堂的感情,是什么语言都形容不了的,为了这份感情也要拼一拼老命,管他什么名声!
    ◎我在胡庆余堂学到的生意经有六条,第一戒欺,第二诚信,第三不得以次充好,第四是不得以假乱真,第五童叟无欺,第六真不二价。
    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决定着企业的文化,决定着企业的命运。以前,人们都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如民营企业灵活。实际上,经营机制是靠人创建起来的,而不论是在国企还是民企。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,弄得不好同样也会产生大锅饭。我认为,除了要有经营管理的头脑外,作为国有企业的当家人,不能存有私心是最重要的。
    ◎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,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,也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,经商、办企业的要生意兴隆、产品畅销,道理其实很简单:就是产品适销对路、质优价廉。这是自古不变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。而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最终倒下了,往往是在受到不当利益诱惑时,放弃了这个基本原则。
    ◎国有经营者有四类:小车不倒只管推,牛皮不破只管吹,宴席不散只管醉,企业不倒只管亏。我们提倡第一类人。但在推车的过程中,什么零部件要修一修,途中要不要加油,政府部门要关心一下。
    ◎我是一味中药,这味中药是甘草。普普通通的甘草,是诸多方剂中都不可缺少的药,成分复杂,药效不错,常常用来调和药性。虽然普通,作用却很大,生长在狂风大沙中,经得起任何风吹雨打

 

    说起胡庆余堂,真有一段百年不解的情缘。我1934年出生,祖籍宁波慈城。祖父冯云生是胡庆余堂第一代老药工,父亲冯芝芳也是胡庆余堂的药工。我子承父业,1949年1月19日,当时才满14岁,就从杭州高银巷小学毕业,进入了胡庆余堂当学徒,从此开启了我至今60多年的中药生涯。解放前,胡庆余堂每年只招收一名学徒。1949年杭州解放,传统的收徒制即被取消,我便成了旧社会胡庆余堂的最后一名“关门弟子”。


    进入胡庆余堂那天的一幕,我至今难忘。79岁的祖母含泪叮嘱我:记住!生意是学出来的,本领是做出来的,要诚实,有志气,当学徒是很苦的,千万不要吃“回汤豆腐干”。祖母还说道:不管今后长多大,干什么,都要“认认真真做事,规规矩矩做人”。这些话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
    依照惯例,胡庆余堂学徒期为1年,但因为解放后取消了学徒制再没有师弟顶班,我的学徒期居然从1年延长到3年。虽然当学徒很苦,但长时间严格的基础训练,也奠定了我深厚的中药功底,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我当学徒时,每天5点前起床,一直干到晚上9时才能睡觉。3年下来,不仅把两千多种中药的品相、药性、配伍、功效烂熟于心,还把当初开店时印发的《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膏丹全集》这部药书,背得滚瓜烂熟。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,我总强调:“我当学徒是从最苦的‘小炒’干起,到学制胶,学炮制,学丸、散、膏、丹的制作。所以,我中药的全套本领是苦出来的。学徒工一天干16个小时,365天天如此,什么苦累都不怕了。童工不吃苦,能懂得中药是怎么回事吗?成功的人都是苦出来的。”
    学徒期满后,我连续站了2年柜台,配方,撮药,卖丸散膏丹、花露药酒,3年学徒时所学知识开始大显身手。1954年开始,我被调到制胶车间,清洗制胶用的驴皮,这活又脏又累又臭,最后累倒在车间里。等病好后,又调去煎药,每天煎300帖,整整两年,十几万帖中药从我手下流过。干罢煎药,又去磨粉、打粉。

    1958年行行业业搞“大跃进”,公私合营后的胡庆余堂规模扩大,我又被调到当时任务最重的整炮车间。中药制作过程中,整炮对药品质量来说是举足轻重的环节。从中药的挑选、整理、清洗、切制、干燥,到炒、炙、漂、洗、煅、飞,从大料配伍到细料精配、粉配等,工序严密,活计精细,一干就是3年。20世纪60年代初,我再次调到供销科,独自一人跑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采购药材,后来又当上了车间副主任。1968年后,来到远离市区、远离厂部的桃源岭车间,当了车间主任。
    古代圣人有言:天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。学徒生活的磨难和艰辛,为我今后担当重任、开创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我所积累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常常令同行折服。
    一次,有个华侨慕名找到我厂要求按他的方子配制一批成药,我说可以,但希望知道治什么病,以便确定做片剂还是做胶囊。对方默不作答,我自言自语地说:让我猜猜看,你这方子是治……我贴近了对方的耳朵轻声说:“癌症”。对方一惊:“何以见得?”我回答:中药治癌主张攻补皆备,活血化瘀,你这20多味中药中,麝香、蛇蜕、蜂窝是攻的,人参、伏苓是补的,丹参用来活血化瘀。这种配伍应是针对癌症的。来客挑起大拇指:行家,真是行家。还有一次,日本汉药代表团来访问,带来一瓶刚研制的新药,我向对方打听药的成分,那位专家一字不答,只打开葫芦形的小瓷瓶,倒出几粒芝麻大小的药丸。我用指尖拈起一粒放到舌尖,回味一下说,这丸药里少不得麝香、西黄、熊胆、蟾酥这四味药,还有冰片,这药是救心用的。日本专家惊叹:冯先生,你这舌头比药检仪器还厉害。此后不久还有一次,一个新加坡代表团来访,一位华裔老者突然发问:“你们有用人的小便做中药的吗?”厂里年轻的接待员以为老者有挑衅之意,气氛顿时紧张。我恰巧过去,侃侃对答:“小便做药民间还有,过去中药作坊有小便间接熬的药,这味药叫‘人中白’。”老人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原来他也是中药世家出身,小时跟父亲做过这味药,他就是想看看中药的学问在中国有没有失传。久而久之,海外便有人称我为“药王”了。


    1972年,杭州中药厂一分为二,桃源岭下的车间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。37岁的我被任命为厂长,从此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。
    面对厂房破旧、资金紧缺、没有主打产品的状况,我暗自下定“大干三年改变面貌”的决心,并在全厂大会上提出“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。我亲自带领职工动手整修厂房、道路,还招贤纳士,引进人才,使得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到了厂里。组织力量,开拓新品,“生脉饮”、“双宝素”口服液、“半夏露”糖浆、“肝乐宁”糖浆、“复方五味子”糖浆、“脉通”胶丸、“艾油”气雾剂等一批新药研制出来,迅速走向了市场。
    当年,有一股否定中药的势力存在,认为中药不科学。我大声疾呼:中药不是不科学,而是现在科学有些方面还认识不了中药。当务之急是,中药要着眼于革新,立足于改革,要让传统的中药插上现代化的翅膀。我认为当前中药的最大问题在于生产工艺落后。于是,我着重于中药生产技术的改造,包括原液提取的自动化,分封包装的机械化,药液输送的管道化。经过几年的改造,我们厂中药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已达到中国领先的地位。可以说,我既是中国传统中药的见证人,也是中国现代中药的经历者。作家黄宗英说:“中医药是我国科学与经济走向世界的种子选手,冯根生则是郎平。”传统的中药制剂不外乎丸散膏丹,随着工艺的推进就有了片剂、胶囊、口服液等,但在静脉注射液方面,始终是中药的一个禁区。为了开发中药新剂型,我持之以恒地组织攻关,经上千次实验,终获成功。1976年10月,中药针剂车间竣工投产,不久,中国第一支用于静脉注射的中药制剂——参麦针,在杭州中药二厂批量生产,开启了中药新剂型发展的方向。以人参和蜂王浆为主料的双宝素口服液,一经推出,即深受市场欢迎,并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后首个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中国中药保健品。同时,参麦针、丹参针、养胃冲剂等几十个治疗药纷纷投产,杭州中药二厂的生产逐步走向现代化轨道。厂房也以建设国内一流厂房为目标,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和改造,并实现了工厂园林化。1982年6月,美联社记者威廉·塞克斯顿撰文在美国报纸上介绍杭州中药二厂他写道“除了一个特点(传统中药)之外,这家药厂的情景同纽约或波士顿的先进化学生物研究所没有两样”。
    当针剂、胶囊、水剂、片剂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,古老的中药从“苦、大、丑、慢”变为“甜、小、美、快”之际,我把关注点从中药剂型转移到药品种类上来。本着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好,人好我变”的思路,另辟蹊径,开拓保健药品。我经常组织科研人员,深入民间,翻阅古籍,从中挖掘瑰宝。经过八方搜寻,先后有120多个方子入选,又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留下三个。我坚持要选“好中之好,优中之优,极品中之极品,精粹中之精粹,状元中之状元”。通过试验对比,遴选出了“益寿永贞”这方中药,这一方子由一位老者贡献,来自古代帝王宫闱——长陵,它是明成祖朱棣的滋补药。

    明成祖是明王朝第三位皇帝,也是明王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,名声显赫,业绩非凡。这位皇帝脾气大,胆子大,气魄大,而且精力体力特别旺盛,动不动就搞御驾亲征,即使到了晚年也乐此不疲。明·永乐二十二年(1424年),64岁的朱棣在第五次亲征塞北的归途中,“驾崩”于塞北榆木川。其原因是围猎时不慎栽于马下。此方由朱棣诰封:“益寿永贞”,意为增益寿命,长久不变。
    实验的结果,使我对古代医家、医术钦佩有加,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“益寿永贞”下了16字评语:“滋而不腻、温而不燥、刚柔相济、阴阳并求。”我想把“益寿永贞”推向社会,让500年前的御用药品为现代人造福。我就用“青春”这个充满魅力和希望的词汇,来给这只新药命名。1982年6月18日,由国家医药总局组织的“青春宝抗衰老片”学术交流团到香港,进行为时10天的访问交流,整个香港为之轰动,各媒体争相报道。“青春宝”这个亮丽的名字,开始驻扎在海内外众多渴望健康、渴望青春常驻的人们的心间。

    在改革东风的鼓舞下,为摸索开创企业独立自主经营体制,使企业做强做大,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,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,我想出一个高招:“儿子生娘”——“儿子”即杭州第二中药厂,“娘”就在杭州第二中药厂之上,再组建一个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。经过多轮谈判,于1991年9月,中国青春宝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,合资经营杭州第二中药。至此,经营了20年的杭州第二中药厂——改称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(中外合资),它的中方国有“母体”——中国(杭州)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也同时正式挂牌成立。
    当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之际,胡庆余堂却因经营不善每况愈下,外债和内债加在一起,濒临破产。1996年,由杭州市政府决定,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接管胡庆余堂。加盟后的胡庆余堂作为中国青春宝集团的子企业,由青春宝集团实行统一管理,保留“胡庆余堂”的牌子,将“青春宝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功经验与“胡庆余堂”的知名度聚合在一起,以便更好地发挥“名牌、名厂、名人’效应,使之真正成为中国中药支柱企业。是从事中药的崇高使命,是学徒生涯的特有感情,让我坚定了重返胡庆余堂的决心,成为了这个百年老店新的掌门人。为了使这个百年老店重振雄风,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,我开出了三帖“处方”:擦亮牌子,转换机制,理清摊子。接管后3年,胡庆余堂借鉴“青春宝”的治理经验,经过一番整顿,从3年前的亏损大户一跃而成了纳税大户,企业职工福利大为改善,人人脸上挂上了“青春”的笑容,百年老字号开启了“返老还童”的崭新历程。
    2002年7月18日,这一天使我终生难忘,杭州市委、市府给宗庆后、鲁冠球及我三位企业家300万元的重奖。当时,我满怀深情地接受记者采访,我说:小车不倒尽管推,我愿做国有企业的终生保姆。
    我始终不忘老店东的创业之功,在老药工赵玉城历经千辛万苦发现了当年胡雪岩的归葬之地,找到了胡雪岩的残碑后,我毅然决定,在杭州西南郊中村(泗乡)原址,重修胡雪岩墓,让老店东有个落脚安魂之地,让后人有一个追思凭吊之处。我认为重修胡雪岩墓,其意义不在修墓本身。胡庆余堂能延续百余年,享誉国内外,与胡雪岩当年提倡“戒欺”、“是乃仁术”、“真不二价”等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,而这些思想品德至今仍应在现实社会中努力践行。有不少胡雪岩后裔在国外发展,听说重修了先祖胡雪岩残墓后,纷纷致电来函,感谢胡庆余堂的修墓之恩,赞扬胡庆余堂新一代传人不仅坚守自家的门庭,还光大了祖国的中药事业。

    2002年金秋,胡雪岩诞辰180周年前夕,在我的提议下,铸造了一座胡雪岩的铜像。铜像由锡金铜铸成,坐高1.4米,底座高0.5米,按原人造像并给予1.2倍的放大,净重约千斤。雕像中胡雪岩身着长袍,腰板挺直,一手托帽,端坐在太师官椅上,眼望前方神色凝重,一阙《胡公祭文》立于铜像一侧。修铸胡雪岩铜像意义深远,它仿佛立于身边,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本,不要忘记他所开创的“商道即人道”的精神。
    2003年春夏之交,一场突如其来的“非典”疫情袭击杭州,市民争抢各类抗“非典”预防药,在胡庆余堂门前,数百人排起了长队。因事出突兀,一时供货紧缺,以至人心恐慌,情形危急。正在外地出差的我得知危情,星夜赶到现场办公。当了解到公司抗“非典”药一天就卖出3万余帖,而配方急需的金银花、野菊花等中药材供应价飞涨,若不涨价药店难以支撑等情况后,我当即拍板,向市民作出承诺:哪怕原料涨100倍,也决不提价一分。同时力挺三项举措:一是企业所有预防“非典”的药品,一律赔本出售并确保足量供应;二是向经济困难的“非典”疑似病人和抗“非典”的一线医护人员,进行定向救助;三是利用企业技术平台,召集名老中医专家,尽快组织研制针对性强的抗“非典”药。由于社会各界众志成城,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“国难”,在同一片蓝天下被及时地消解了。在整个“非典”期间,胡庆余堂的“非典”药不但没有一天断货,更没有一次提价,为此,胡庆余堂亏损50多万元。4月26日,《人民政协报》头版,赫然刊出“向冯根生致敬”的署名评论文章,再一次掀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

    其实,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国药号,胡庆余堂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企业决策,总带有它特定的历史烙印和文化基因。晚清年间,战乱频繁,江南一带瘟疫盛行,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“达则兼济天下”,创建了胡庆余堂国药号。邀请江南名医,成功地研制出“胡氏辟瘟丹”、“诸葛行军散”等药,并免费开仓放药,济世救民,一时在江南传为美谈。一百年后的今天,当“非典”盛行、民众危难之时,胡庆余堂再次义举。我曾动情地说:“一百年前的封建老板都能做到,对于一个老共产党员,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到!”此举同样也得到了胡庆余堂员工的拥护和支持。一位84岁的老药工说:“抗‘非典’时,我们胡庆余堂开仓放药,一记头就亏掉50多万,我们冯董吭都不吭一声,这就叫派头,否则你凭啥西叫‘江南药王’?”
    叶种德堂历史久远,与胡庆余堂、万承志堂、方回春堂等一起,并称为杭城国药“六大家”。从它身上可看到杭州老字号一部兴衰史,也可见证中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。公私合营后,叶种德堂名号消失,原址被占用,甚至成为职工宿舍。为了再现百年老店的风采,我决定由胡庆余堂出资数百万,照原样予以修缮,给沉寂百年的老店以新的生命。接着,我又认真听取了有关专家的建议,着手恢复《白蛇传》中男主角许仙学生意的千年药铺“保和堂”,使它与断桥、雷峰塔等名胜连成一线,再现千年美丽传说的场景。


    我从14岁起—直在中药行业工作,至今已有60多个年头,在我的身上,拥有许许多多耀人的桂冠,诸如“党的十三大代表”、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”、“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奖”、首届“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”、“中国经营大师”、“2000年国际杰出人士”、“中国医药行业十大杰出经理人”等等。2007年春季的一天,我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,当时我竟然动情地留下了两行清泪。
    一个70多岁的老人,在生命的夕阳之际,为了一个传统的技艺,为了一个悠久的文化,赢得了国家级传承人的美誉。我可以自豪地说:我已经用我一生的奋斗,实现了“我把终生献中药”的诺言。

 

 

 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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